「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，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。」土耳其诗人纳奇姆·希克梅特曾写下这样一句动人的名言。在这里，城市的面孔是由其「形象」和「文化」共同建构的。城市文化各有千秋，往往与其地域、历史、民俗、政治、经济、名人、风物等紧密相关；城市的形象也大相径庭，尽管现代性导致「千城一面」，但在其古典和后现代的部分，城市形象的丰富性得以充分呈现。
  中国城市形象和文化的丰富性更是令人惊叹，以数量来观之在全世界范围内无可比拟，以数千城市传承绵延的历史积淀、自然和人文景观复观之更是叫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。在如此丰富的研究与创作对象面前，我们的城市品牌设计和文化建设，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，都是远远不够的。
  阜南位于安徽省境西北部、淮河中上游，属于江淮文化、中原文化的结合，从夏、商朝的豫州到周朝宋国、春秋楚国地，秦汉鹿上、原鹿县至元代颍水县到今日阜南，这片土地承载的底蕴毋庸赘言：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」的三国名将吕蒙，「自待九鼎重、德义胜华宠」的北宋名吏焦千之，精诗画鉴别鼓瑟「凡一笔出四方人竞传诵之」的清初名士刘体仁，都出自阜南；欧阳修在颍州（今阜阳）南乡流连忘返，留下「焦陂八月新酒熟，秋水鱼肥脍如玉」的佳句。
  在翻阅众多地方史志资料之后，我们意识到必须从历史维度回归到现实的维度，阜南作为一个拥有170多万户籍人口的县，城市化、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向，然而乡土才是她的底色，28个乡镇三百余个村庄和阜濛农场占其绝大部分土地。阜南城市品牌设计不能简单地从「城市」出发，而必须扎根于「乡土」，「以人民为中心」，从她最广大最朴素的那部分而非少数特异的部分出发。
  因此，几经实地考察研讨，我们抓住「大地上的杞柳」作为主体。特别是冬天寒风萧瑟时，杞柳整齐的屹立在平原荒野，其屹立不倒的坚韧姿态具有一种物哀的曼妙，漫天的杞柳又呈现一种极为壮观的美，悲与美于瞬间相通，穿透我们的内心，带给我们深切的文化乡愁和天地万物化生的感动。我们刻画杞柳群迎着风霜雨雪屹立在大地上的形象，也是对生态文明理念和古老「道法自然」传统的彰显。
  高低错落有致的杞柳在阜南各乡镇是最常见的植物，明正德年间《颍州志》记载：「淮濛盛产水荆（即杞柳），采伐加工，洁白如玉，坚韧如藤。」如今柳编已成为阜南闻名遐迩的特产，所用杞柳产地覆盖阜南一半以上的乡镇，周边产业价值达数亿元。除传统编筐、编篓、柳条箱包、炕席之外，还有农民创新的花篮、器皿等手工艺品。
  杞柳作为阜南城市品牌设计的主体形象，其文化寓意十分深远。《四书》孟子和告子以杞柳为喻分别「道性善」、「道性恶」，呈现出人性与道德的复杂关系。南宋诗人陈普后来作诗云：「梓漆椅桐质本奇，用而为器始皆宜。倘令杞柳非柔顺，未必杯棬可得为。」歌颂人的天性如杞柳般柔顺，习性则如编织的器物般实由后天养成。
  杞柳虽然是「柳树」，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带有女性的特质，但却毫无疑问是坚强的战士。喜湿地，能在积水中长期生存，根深叶茂可保育水土，在淮河「十年九涝」的特殊环境中生长，杞柳群实质上已成为阜南淮河沿岸湿地景观的象征。同时，杞柳还牺牲自身，化身为精美的手工艺品，为阜南广大辛勤劳作的百姓谋得福利。
  杞柳是人民的，也是自然的；是乡土的，更是阜南整个城市厚重的底色和象征。以「大地上的杞柳」为主体，也就是以「大地上的人民」为主体。道法自然蕴含着人民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敬畏之心，千百年来，惟有在当代，在阜南「王家坝精神」感召和引领下，千千万万人民齐心协力，淮河水患最终得到了彻底治理。
  以物喻人，杞柳代表淮河岸边阜南人的性格，不择水土，茂密生长，品性坚韧。不起眼的杞柳成为造物之器，在淮河之上，顺性而生，顺势而为。杞柳群成为创作者画笔下的意象，当阜南为人们所常见的自然景观定格为画面时，由物哀的曼妙、悲与美的通感，又油然生发出一种侘寂之美，这种侘寂之美由物至心，已是一种高于「物象」存在的「心境」，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「无我之境」。
  乡土底色，寥寥数笔，简洁勾勒出阜南这座城市、这片土地和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「精气神」。从美学的角度，折射出自然和荒野的侘寂之美，这种美源于阜南随处可见的植物群落，化作城市品牌形象后，则从自然、荒野流入并滋养着人们的心田。

  道法自然，侘寂于心。阜南有大美，大美在以杞柳为代表的自然生态，在如杞柳般朴实坚韧的人民，更在我们每个观者的心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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